古代人怎样看待在他们之前的历史？

这里，我想首先讨论一个个案：

一个十世纪的“武将”，他会怎样看待董卓这个历史人物？

我将先邀请大家来欣赏一些截图，再与大家一起读一行史料——原文真的只有一行；然后，我将讨论一些思路上的问题，从而回应题主一开始的关切。我希望以此怀念一下我的一位同学当年的一篇神作：《董卓189年在哪里？》——原文为英文："Where was Dong Zhuo in 189?", Democracy Wall outside the Main Library (and next to the Starbucks) 12 (2008/09?): 1-3.

和我其他的回答一样，本文拒绝转载。

1

我们脑海中的董卓，也许是这个样子的：

（图片来自：

——借此机会沉痛悼念这位先生。）

或者，另一些时候，是这样的：

（光荣游戏截图，转引自

请注意光荣对董卓的刻画是非常用心的：练兵、豪杰、神速等特技都可以从正史中找到依据，尤其是修补，别具黑色幽默的精神——“董卓筑坞于郿 ，高厚七丈，与长安城相埒。”）

但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在某个人的心目中，董卓的形象就好比是以下这个样子的呢？

（图片来自新华网：

）

回答是肯定的：历史上，至少有过一些人，在他们眼中董卓就是男子气概的代表。

2

十世纪的时候，西北地区有一个武人，他很成功，后来他死了。于是就叫人写了一方墓志。墓志中不仅歌颂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，还列举了他的各个孩子，来说明主人很有福气，子孙个个卓然不群。其中，他有一个儿子，墓志是这样称赞他的：

这个孩子生在西部边陲，他的妈妈是南阳人。因此呢，他的仪态形体（就具备了西北人的各种美好气质），和董卓相类似——“类董卓之仪形”；而他的器度（具有了东南的各种优点），而他本人又爱尚谢玄，以他为为楷模。

我们当然需要注意，墓志并不反应这个孩子本人的真实状况，而反应的是这一地区的一种历史记忆：如果说谢玄是东南君子的楷模，董卓则是西北男儿的典范。我们可能要问一个问题：这里人不读《三国志》么？至少，墓志的作者难道不读么？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引《英雄记》说得很明白，他死了以后脂肪流得到处都是。有人在他肚脐里插了一个灯芯，点了一个灯：

“光明达旦，如是积日”。

《英雄记》的作者看来，董卓实在和身材好没有关系——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他一定是脂肪率极高，需要去锻炼了。那么，这方墓志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

首先，《英雄记》的记载夸张地描述了晚期的董卓。即使我们读《三国志》或《后汉书》这样的正史，我们也能发现早年的董卓也是骁勇的健儿——“性粗猛有谋”，“尽与豪帅相结。” 只是这种印象渐渐地淡出了我们的记忆。我们普通人对历史人物的理解是高度平面化的，每个人就是一张脸谱：京剧中有一张脸，光荣游戏里也有一张脸，都只有一张脸。但一个人不同阶段是不同的——所谓“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未篡时”，如果当时就死了，“一生真伪复谁知！”

其次，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中古武人的身体美学。这里请参考

兄的这个回答：

他的回答提示我们，今存的图像材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得想象古代武人的理想身形——尽管使用这些材料也有需要注意的问题。大体而言，膀大腰圆在今天来看或许并不具有美感，健美冠军虽然肌肉丰满但他们的腰都是比较细的，但中国古代并非如此。粗壮的腰臀是武人的基本特点，对于骑马作战有着尤其重要的意义，瘦骨嶙峋则比较符合后来文人的审美旨趣。徐奔兄搜集的图片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，就这个中的细节而言，包伟民老师最近在网易发表了一篇文章

。

结合上述两个角度，我们可以想象：董卓早年就是比较壮实的，腰腹或许尤其粗壮，后来富贵之后脂肪愈加堆积，自然成了令中原人惊异的庞然大物。就如一位朋友提到的，和Robert Baratheon的情况比较相似，当然区别在于董卓失败了。

但我们还没有进入问题的核心。

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，中晚唐以来河朔地区在文化上就呈现出了与中原不同的风貌，他说：

“其所以须有此空间之区别者，因唐代自安史乱后，名义上虽或保持其一统之外貌，实际上则中央政府与一部分之地方藩镇，已截然划为二不同之区域，非仅政治军事不能统一，即社会文化亦完全成为互不关涉之集团，其统治阶级氏族之不同类更无待言矣。盖安史之霸业虽俱失败，而其部将及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其势力，与中央政府相抗，以迄于唐室之灭亡，约经一百五十年之久，虽号称一朝，实成为二国。”（陈寅恪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）

陈寅恪先生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彼时文化的多元性与复杂性，当时河北地区有安禄山史思明的祠堂，淮西有吴少诚祠堂，构成了当地独有的文化景观。去除这些祠堂，改为历史上忠臣义士的祭祀（如魏博的狄仁杰祠堂，请读仇鹿鸣老师《从〈罗让碑〉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》），或修建先师孔子庙，则具有别一种政治意味。

在这方墓志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河朔地区不仅仅在民众可见的文化景观上呈现出了别一种风貌，在对于过往的历史记忆与构建中，也呈现出了地方的特色。我们可以猜想：对于一个当时的西北武人而言，董卓完全可以是一位本地的先贤。他率领着西北的豪杰，一路占领的京城，以敢把天子拉下马的气魄，建立了自己的功业。虽然最后霸业未成，也足以彪炳青史。虽然，在中原人看来，他就是叛贼、暴徒，但是，对于西北人来说，显然他具有不同的意义。要在现存史料中发现这种不同的历史记忆并不容易。地方神或城隍神是一个比较好的视角。据说，牛津大学的田海（Barend Ter Haar）教授正在写一部关于关帝信仰的书，据说其中的一个看法是一直到到宋初的河东与河北，关羽还是首先是作为“勇”、“义”的代表出现的，“忠”的这个特点还未见充分强调。我真的只是听说而已，如果是这样，确可以和墓志中的“董卓”系联起来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期待他的作品。

3

至此，我们仿佛完成了一篇小小的个案。现在回到题主一开始的问题：古代人是怎样看他们以前的历史的？

这里首先要注意的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精神叫“古代人”。古代也有很多人。

• 有不同群体、阶层、“职业属性”的人：有士大夫，也有武人，还有工匠、商贩，等等；
  
• 有不同地区的人：有以安史为圣人的河北人，也有以董卓为英武的西北人，还有更多地方的人；
  
• 有不同性别的人：男人，女人，等等——他们对于往昔的记忆是否也有所不同呢？

因之，当我们面对历史记忆这样的课题的时候，就会面对一个异常复杂也异常精彩纷呈的局面。

汉代的普通农夫是如何看待周朝的，没有特别合适的史料，我们很难知道。唐代的武夫是如何看待汉朝的，我们也缺少史料，这里引用的墓志可以说给我们开启了一个窗口。到了明代，彼时的市民是如何看待汉朝、宋朝的历史，我们却可以知道一些，因为小说的流行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。然而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对于这类史料的把握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《三国演义》就反应了明代市民的历史印象了么？也不是这样。文本在流传过程中是一个类层叠加、逐渐堆积的过程。今本《三国演义》，除了一些地方本自《三国志》以外，还吸收了大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以来的各种演绎。并且，尤其在文本形成的过程中，又经过了知识精英的整合与加工，这个过程中又体现了他们的历史兴趣与价值信仰——如王朝正统论，等等。因之，如何从诸如《三国演义》这样的文本中，剖取出不同时代、不同阶层的历史认知与记忆，便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作，其操作难度绝不低于化学家乃至炼金术师的工作。

就其方法论的讨论而言，可以参考文化史大家Robert Scribner的一篇专文：

Bob Scribner, Is a history of popular culture possible? （总觉得西方early modern的学者很喜欢用自己first name的简称来署名。这篇文章讨论了许多种材料，看似都能反应民间文化，但使用起来都有很大的问题。）

就三国故事的流传与《三国演义》的形成而言，一本非常好的研究专著是：

金文京『三国志演義の世界 増補版』（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访谈：金文京/段江丽：中国文学与东亚文学）

当然，日本的爱好者们已经完成了一个质量极高的维基词条，大量吸收了已有的研究成果：

三国志演義の成立史

介绍了一些史学史的面向，但其中不乏更加复杂的问题。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书写有其自身的传统，而每一种文体又有其本身的“力量”。剑桥大学的唐史大家David McMullen教授曾经指出，唐代人在一些场合就是说一些话的，换了一些场合又用另一些表达。因之，用这些具有一定格式特点的文本作为唐人思想的史料，就需要小心（cf.

）。另外，真正能看出史家对于过往态度的，恐怕不只是史论、史评，还有他们对于往昔史料的删削。基于诸种旧晋书辑佚、《世说新语》刘孝标注、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，再加上各种笔记小说及其辑佚，我们能稍微感受些许唐修《晋书》对于旧有史料的删削与选取。这种细微之处的取舍、删改其实才真正反映出唐代史臣对于晋朝的态度——然而，很多时候只能遗憾文献不足征了。